作者｜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
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终身荣誉研究员，哈佛大学埃利·S.弗里德荣誉经济学教授，中欧大学特聘教授。
1979年，我首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软预算约束这一概念。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一概念已经广为人知。概念的涵义和重要性
我是从微观经济学的家庭理论中借用了“预算约束”这一表述。假设一个家庭拟定了一份预算计划，为了使收入和前期的储蓄能够弥补支出，这个家庭必须计划自己的收入与支出。家庭可以利用的所有收入，就是它的预算约束，家庭的支出不能超过这一限额。现在，我们看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如何运营的。如果企业运营良好，那么，收入能够补偿支出，而且会有盈余。但是，如果支出超过收入，而且还用光了所有的经济来源，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企业完全依赖自己的资源，那么它的预算约束很硬。如果长期亏损，企业在一段时间后将会破产。另一种可能是，上级主管部门可能向企业伸出援手，帮助它摆脱经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预算约束就很软：即企业的支出没有真正意义的上限。即使企业的支出长期超过收入和创始资金的总和，企业仍将继续生存下去。对于熟悉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状况的人来说，这个故事耳熟能详。这一问题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尤其严重，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向改革迈出尝试性的步伐，例如，给予经理们基于利润的激励等。尽管人们在不断强调追求利润的重要性，但是利润的激励机制却在遭受实质性的破坏。如果公司盈利，那当然是好事。如果公司亏损，也会有人将它从破产的边缘拉回来。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虚假市场经济与真正市场经济的区别。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软预算约束的危害非常严重。它表现为，即使价格合理，厂商也不会对价格信号、成本和利润敏锐地做出反应。硬预算约束可以自动惩罚没有竞争力和出现亏损的企业。软预算约束使得企业免受惩罚，并容忍企业的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负责任地下订单（这会引起需求失控），因为即使厂家没钱支付账单，帮助厂家摆脱困境的主管部门最终也会买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投资计划盲目扩张，这种扩张通常在开始时开支目标非常低，但最后超额支出情况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预算约束，最终都要表明企业管理人员以何者为重。如果是硬预算约束，那么企业管理人员将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上。如果是软预算约束，企业管理人员最重要的事情是搞好与“上面”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企业遇到麻烦时能够获得经济支持和援助。对于管理人员而言，游说并陪伴在上级主管身边比监督工厂运营更加有用。为什么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吸引了如此多的关注，影响如此广泛？原因主要在于，它确认了与所有人明显相关的一个现象——软预算约束综合征的原因和规律及其必然带来的结果，是可以理解的。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虽然有些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存在，但是它也会在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虽然我最初重点分析的是企业行为中的软预算约束，但我后来注意到，在其他组织中，例如医疗服务机构、教育和非营利组织以及地方政府中，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而且，国际金融机构或者世界金融界在陷入金融危机时，也采用这种方法来摆脱困境，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看到这一综合征的症状。但是，人们之所以普遍接受这一概念，并非只是因为它与现实相关联，而是该理论的结构与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契合。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熟悉预算约束的观点。通过扩大并提炼这一广为人知的概念之内涵，我们很容易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在前面，我曾说我们关于自主控制的思想没有被普及，原因就在于这些思想在几个重要方面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的思维习惯。幸运的是，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这一理论以人们熟悉的“预算约束”概念为基础，因此立刻获得了人们的好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也因此有助于这一思想的接受和传播。背景
我对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思考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在第7章，我曾讨论过匈牙利的国有企业在引入利润激励后，在出现亏损的情况下是怎样为获得补偿而进行辩护的。我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利润分成机制是否正确？”从那时开始，这一问题就困扰着我，我感觉到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更重要的东西。1972年，日后成为希腊首相的安德列亚斯·帕潘德里欧，寄给我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当时，他在一所加拿大大学教授经济学。他的书让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都存在的父权主义特征。其中对我触动最大的，当然是这些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即便在匈牙利专政统治最为残酷的时期，当时执政者也喜欢扮演“人民之父”的角色。在统治有所放松时，严父的形象被慈父的形象所取代。从政治结构角度来看，父权主义意味着在其他社会中由个人、家庭、中介团体或底层组织（例如厂商）掌握的决定权，将集中到政府手中。在社会发展早期，父亲掌握家庭的决策权，他有责任照顾家庭。父权型社会将其社会成员看作未成年人，几乎与婴儿一样。父权型社会不认为社会成员可以照顾自己，而是认为他们在面临任何困难时，理所当然地应该等待来自上级的救援。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即父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援助处于困境中的厂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在奥斯陆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我用家庭抚养子女的例子来描述政府与厂商的关系。我将父权主义从零到四划分为五个等级。在第四等级中，政府向社会成员发放实物补贴，成员被动接受。这就像新生儿接受父母给予的一切，而不需要提出任何要求一样。在第三等级中，社会成员积极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根据社会成员的意愿发放实物补贴。孩子长大之后，他虽然仍从父母处获得所有东西，但是他能够向成人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这两个等级的父权主义类似于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中政府与厂商的关系。政府制定生产计划，提供完成计划所需的资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十分强硬，那么厂商甚至不能与政府进行商议（第四等级）。如果统治有所放松，那么厂商就有机会与政府就计划指标讨价还价（第三等级）。在第二等级中，政府发放财政补贴。孩子（例如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生）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完全独立。父母仍会给他零花钱，并且支付生活费和学费。如果钱用完了，孩子会要求父母增加零花钱，通常父母会同意。在与此类似的经济生活中，厂商接受政府对于某个投资项目的资金分配，并且控制这笔资金的使用。但是，如果钱用完了，政府仍然会为他们支付额外的支出。我将第一等级称为已经自立但仍需扶持阶段，而零等级是完全自给自主阶段。在这一阶段，孩子已经长大。他（或她）通常可以养活自己，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出现困难时应该怎么办呢？父母或许会伸出援手（第一等级），或者觉得孩子现在应该自食其力（零等级）。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厂商的实际运营情况，第一等级反映了以市场为导向、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厂商自负盈亏，但是一旦出现长期亏损，政府还是出来伸出援手。零等级描述了完全摆脱父权主义的社会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企业破产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能指望任何人为它偿还债务。后来，我将这种对于家庭和社会中父权主义的分级描述写进《短缺经济学》一书。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期间，我还没有采用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这种说法，但在《短缺经济学》中，我在父权主义的表达中，用到了这些新术语。父权主义的第二等级，尤其是第一等级，构成我所定义的软预算约束的主要内容，而零等级为硬预算约束。在思考预算约束的作用，或者试图界定这一概念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术语。我的出发点是真实的经济现象和观察到的社会现实。对我而言，“预算约束”这一短语的出现差不多是偶然的。我在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系列讲演做准备时，我写了一些描述国有企业运营情况的数学方程式，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产出约束下限和可用资源约束上限。为了模型的完整性，我不得不同时增加了财务约束这一因素。虽然在利润最大化厂商的标准微观经济学模型中，不太常见“预算约束”这一概念，但我还是将预算约束写入了我的模型。但是我立刻发现，它并非有效约束。厂商无法克服资源约束，比如原材料限额；但是，如果厂商的预算约束是软的，那么厂商就知道，如果自己遇到困难，上级部门肯定会进行援助。因此，我在讲演中使用了“软预算约束”这一表述。我记得当时观众席上有两位教授，一位是来自瑞典的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另一位是美国的哈维·拉帕姆，还有一位学生拉斯·斯文森（Lars Svenson，现在是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在我演讲结束后走上前来，表示他们非常欣赏软预算约束的观点。这几句简单的鼓励，促使我更加认真地思考这一表述，并且从事相关的理论问题研究。此后，在关于短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概况的演讲中，我都将软预算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功能失常的典型特征，对它的描述和分析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知识的发展历史中，一定存在这样的实例，即某一理论在某人的头脑中出现时，就具备完整而成熟的形态。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在我身上。从1958年的那篇关于短缺经济的匈牙利语文章开始，直到2003年《经济学文献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其中的基本思想从未发生过变化：然而这45年的时间，使我在描述方法、解释原因和展示结果的诸多方面有了变化。我现在对于软预算约束的观点，主要体现在2003年的文章，以及1992年的概述性著作《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由于早期和后来的观点存在两个区别，又由于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专业范畴，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说明。在早年发表的文章中，我对软预算约束的解释重在强调政府的家长角色。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家长，既然已经有了国有企业这个“孩子”，就不能置之不理。而且，国家还要保障企业雇员的生活。许多人读到这里，会认为这是对软预算约束因果分析的终点，但实际上，这并非分析过程的终点。即使在当时，我心中就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要如此行事？它是如何接受与不可分割的权力需求相联系的“关爱”角色的？这一角色如何与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相适应？《短缺经济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父权主义，接下来本应该还有讨论这些关系的更深层次内容，但是我没有写。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自我审查阻止了我继续撰写。幸运的是，很多读者已经能够想象《短缺经济学》一书所蕴含的思想将如何发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沿着我的思路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是认为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想知道，这些同行是如何看待我的思想的？他们真的相信，我住在布达佩斯那么长时间，却不知道该种政治制度的本质吗——即使我没有明确写出来？当然，我确实清楚地看到了政治结构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上留下的印记。我曾试着在字里行间暗示这种联系，但这种努力只是徒劳而已。在该书的最后几页，我笼统地描述了“制度体系”所起的作用，但是，对于某些读者而言，我这样做显然不够。我在前一章中曾讲过，为了《短缺经济学》和其他著作能够合法出版，我付出了惨痛代价。我决定终止对父权主义下短缺的因果链条做出解释这一举动，也引起了许多误解。我认为这一结果是合法出版该书的一个代价。1992年，《社会主义体制》一书出版时，自我审查的障碍已经开始瓦解，因此在这本书中，我终于可以说出我对软预算约束的全部看法。由此，我的思想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我认为软预算约束和短缺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现在，我特别强调这一因果关系的强度。在一国出现全面、长期和剧烈的短缺经济之前，负责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企业所面临的预算约束必然是软的，但这并非充分条件。其他因素一定也在发挥作用：比如取缔自由企业制度，比如政府采用行政措施，以限制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竞争，比如价格体制扭曲，等等。《短缺经济学》重点强调软预算约束。这一论证弱点不能用自我审查和需要自愿删减以保证合法出版来解释。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分析不够成熟。在对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上，还出现了另一种偏见。短缺是《短缺经济学》一书的主题，因此该书的重点放在探讨短缺综合征如何影响“失去控制的”需求。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软预算约束对生产与竞争以及激励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所有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短缺经济学》也指出了这些影响，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它的严重性，而且把这一影响放在预算约束造成的有害影响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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